何以 “ 长沙 ”
长沙概况
长沙市是湖南省省会,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东邻江西宜春、萍乡,南接株洲、湘潭,西连娄底、益阳,北抵岳阳。东西长约230公里,南北宽约88公里,总面积11816.1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061.65万人(2024年),辖6区2市1县,设96个街道、69个镇、5个乡。长沙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市政府现驻岳麓区岳麓大道218号。
长沙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地表水系发育。长沙市东北是幕阜-罗霄山脉的北段,西北是雪峰山余脉的东缘,中部是长衡丘陵盆地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东北、西北两端山地环绕,地势相对高峻,中部递降趋于平缓,略似马鞍形,湘江由南而北斜贯中部,南部丘岗起伏,北部平坦开阔,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形如一个向北开口的漏斗,城内为多级阶地组成的坡度较缓的平岗地带。市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四季分明。
长沙全景
“长沙”的由来
“长沙”之名最早见于3000多年以前的西周。此后历朝历代,长沙均为湖湘首邑和南方重镇,新中国成立后,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成为国务院首批颁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关于长沙的得名,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大致有以下两种。
1.得名于星象说(长沙星)。在古代天文学中,星象有二十八宿之说,上有星象,下有星野与之对应。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名为“长沙”的附星,下面对应的是长沙之地,“长沙”由此得名,故长沙也有星沙之称,如今长沙人仍然习惯称长沙县为星沙。《长沙县志拾遗》中记载:“长沙之名,……以轸旁有长沙星,正在其域分野,故云。”韩愈有诗云:“绕郭青山一座佳,登高满袖贮烟霞。星沙景物堪凝眺,偏地桑麻偏囿花”,字里行间满是对星沙景物的赞叹。
2.得名于沙洲。这个沙洲就是水陆洲,即蜚声中外的橘子洲头。如果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橘子洲头呈非常独特的细长型,长约5千米,而宽仅100米左右。在我国江河中,沙洲并不少见,但是像橘子洲这样的却很罕见。清徐珂《清稗类钞》云:“湘江中有沙坟起,若新筑之马路,长短不等,最长者曰老龙沙,长至六七里,长沙命名或以此耳”。“长沙”之名最初或许就是由这个细长的沙洲而来。
“长沙”的别称
长沙亦有别名。作为县治,秦称“湘县”,汉称“临湘”,王莽新朝称“抚睦”。作为州治,晋至南北朝,长沙是湘州的州治,故长沙也称“湘州”,自宋元符元年(1098)直至清末,长沙城辖长沙、善化两县,把两县合为一城,遂取名“湘城”;隋、唐、宋,长沙是潭州的州治,故长沙也称“潭州”。
因为长沙西濒湘江,东有临湘山,秦代长沙始设郡时,郡治即设于湘县(今长沙),汉改临湘县,六朝时置湘州,长沙为其州治,以后各代,长沙一直为湖湘首邑,因此湘城之名一直流传至今。南宋大臣、宁乡县状元易祓《识山楼记》中有“自湘城归沩浦”之句,明代袁宗道作有《湘城歌》,清代陈运溶所撰《湘城访古录》和《湘城遗事记》流传甚广。
政区沿革
1965年长沙市行政区划图
长沙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秦朝统一天下后,设长沙郡,郡治湘县,此为长沙作为行政区划地名之始。西汉时,吴芮(英布的岳父)因灭秦过程中立下功劳,后拥戴刘邦,被封长沙王,建长沙国,治所在临湘县(长沙古称)。著名的马王堆西汉墓就是吴氏长沙国初期所葬。
西汉末年,长沙国被王莽改为填蛮郡,临湘县改为抚睦县。汉末三国时,长沙郡隶属于荆州,为吴国所有。
隋朝统一天下后,改长沙郡为潭州,包括长沙、衡山、益阳、邵阳四县,州治为长沙县。五代十国时,马殷以长沙府为都建楚国,史称“马楚”。宋朝时,全国分十五路,潭州为荆湖南路路治。元明及清初,长沙隶属于湖广省。康熙三年(1664),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改称湖南省,省治、府治、县治同在长沙。1912年,湖南都督府裁善化县并入长沙县,1913年撤长沙府,1914年划湖南为4道,长沙县属湘江道。1920年废除道,县直属省。1933年市县分治,设长沙市,是全国第14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曾将长沙市暂时并入长沙县。1942年恢复长沙市,辖东、西、南、北及文艺、会春、金盆、岳麓8区。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辖8区82保1838甲,为湖南省省会。1950年,设郊区办事处领导外四区。1953年,设水上区。1956年,撤销市郊外四区。同年撤水上区。12月,湖南省调整县市行政区划,原属湘潭专区的长沙、望城二县划归长沙市管辖。1983年,长沙市增辖浏阳(原属湘潭)、宁乡(原属益阳)、湘阴(同年湘阴回归恢复后的岳阳地区)。1996年,长沙市撤销东、南、西、北、郊区,改设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五区。2011年,望城撤县设区,2017年,宁乡撤县设市。
至今,长沙市辖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六区及长沙县,代管浏阳、宁乡二县级市。
芙蓉区位于长沙市区东部,取毛泽东诗“芙蓉国里尽朝晖”之意而命名。天心区位于长沙市区南部、湘江东岸,以名胜古迹天心阁位于区内而命名。岳麓区位于长沙市区西部,以风景名胜区岳麓山位于境内而命名。开福区位于长沙市区北部,以名胜古迹开福寺位于该区而命名。雨花区位于长沙市区东南部,因境域内原有著名古建筑群雨花亭而命名。望城区位于长沙市西北部,因望城县(今望城区)县治设于望城坡(今属岳麓区)而命名。长沙县为长沙市属县,位于长沙市中部。浏阳市位于长沙市东部,浏阳河古名浏水、浏江,因县城最早位于浏江北岸,而水之北为阳,故名浏阳。宁乡市位于长沙市境西部,北宋初,析益阳、长沙、湘乡县地始置宁乡县,县名寓“安宁”之意。
2023年长沙市行政区划图
城市风貌
长沙风光秀丽,岳麓山、湘江、橘子洲与城区融为一体,构成“山水洲城”的独特风貌,岳麓书院、天心阁等历史古迹,反映了古城文化变迁。
岳麓山:岳麓山位于岳麓区湘江西岸。地理位置独特,其山脉属南岳衡山,古人把岳麓山列为南岳七十二峰的尾峰,称为灵麓峰,南距衡山山脉主峰祝融峰直线距离102千米。岳麓山因南朝宋时《南岳记》中“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而得名。岳麓山面积约35.2平方千米,核心景区约8平方千米,是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一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融为一体的文化名山。主峰海拔300.8米。登上云麓峰望湘楼,凭栏远眺,湘江如带,橘洲浮碧,六桥飞架东西,古城新廓尽在紫气青烟之中。诗圣杜甫《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云: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
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英烈,如与孙中山齐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蹈海以警醒国人的义士陈天华、领导武昌起义的开国元勋蒋翊武、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英雄蔡锷、光复长沙的首任湖南都督焦达峰等都长眠在这千古名山,应验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诗句。之后,又有北伐阵亡将士和抗日阵亡将士安葬于此。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与岳麓青山融成一体,这是碧血丹枫美景中最具感情色彩的一页。
岳麓山
橘子洲:橘子洲位于长沙城区湘江之中。西晋时,因洲上盛产美橘而得名,唐宋已是风景胜地,元代洲上先后建有水陆寺、拱极楼,“江天暮雪”为潇湘八景之一。2004年,长沙市政府对橘子洲进行提质改造,恢复重建望江亭、朱张古渡、江神庙、拱极楼、裴公亭等历史景点,新建高32米、宽41米、长83米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2006年被评选为“长沙十佳老地名”。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
橘子洲,简称橘洲,又名水陆洲,南北长5千米,东西宽50—200米,面积0.74平方千米,自古以风景秀丽而著称。杜甫、张九龄、宋之问、齐己、戴复古等著名诗人都有诗吟咏。齐己《谢橘洲人寄橘》诗云:
洞庭栽种似潇湘,绿绕人家带夕阳。
霜裛露蒸千树熟,浪围风撼一洲香。
洪崖遣后名何远,陆绩怀来事更长。
藏贮待供宾客好,石榴宜称映舟光。
橘子洲全景
天心阁:天心阁位于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天心路17号。阁名引自《尚书》:“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原名“天星阁”,明万历年间即有“天星阁”的记载。清乾隆年间,随着城南书院迁址天心阁城墙下,天心古阁又作为文化祭祀场所。1924年修筑环城马路,仅保留天心阁这段古城墙,并辟为公园,留存至今。2002年,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评选为“长沙十佳老地名”。2013年,天心阁古城墙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心阁坐落在长沙老城东南角的古城墙上,是古城长沙的标志。今存城墙系明洪武年间在宋元古城墙基础上重建,阁楼也兴建于此时,重修于清乾隆年间。清末进士黄兆枚所撰对联“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烟火总关心”道出了天心阁的气势与情怀。
天心阁
天心阁不仅是长沙观光胜地,而且有着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西王萧朝贵在天心阁下阵亡,太平军不克而去;1905年,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办事处设于天心阁三楼;1911年广州起义前夕,长沙新军革命党人刘文锦聚集同志在阁上开会,密谋响应;武昌起义后,陈作新又邀约新军同志在阁中议事,策划长沙起义;1938年长沙大火后,周恩来赶赴长沙领导救灾工作,曾与蒋介石、陈诚等登临天心阁城头,视察灾情;1939至1941年中日3次长沙会战,长沙城的制高点天心阁成为敌我双方的主攻目标。3次会战日军都从长沙败退,大长国人志气。峨峨古城,巍巍古阁,又成了长沙近代历史的见证。
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区橘子洲街道湖南大学内,是中国古代传统书院建筑,中国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北宋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改为湖南大学。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坐落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是人才荟萃之地。历代不少著名学者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宋代的张栻、朱熹、陆九渊、陈傅良,明代的王守仁、王乔龄、张元忭,清代的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王先谦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在这里就读。诚如门联所云:惟楚有材,於斯为盛。
岳麓书院
特色名片
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邑。“天上一颗长沙星,地上一座长沙城”,长沙是我国历经3000年城名城址不变的城市,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拥有岳麓书院、天心阁、马王堆汉墓、走马楼三国简牍等历史文化遗存,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策源地。全市有不可移动文物2346处,红色革命遗址269处,全国100个“红色经典旅游景区”长沙有10个,孕育了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谭嗣同、黄兴、朱镕基等革命先贤和领导人,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红色热土。
产业发达的制造强市。培育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材料等7大千亿产业集群,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涌现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蓝思科技等一批知名企业,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城市,跃居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第五位。百亿级工业企业达21家,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01家,A股上市公司总数86家、居中部第一。
科教兴旺的创新高地。拥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56所高等院校及92.65万名大学生,57名“两院”院士,中电48所等120家独立科研机构,8609家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总量320万人。诞生了超级杂交稻、超级计算机、炭/炭复合新材料等世界级科研成果。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进,2023年6月以来累计引育巴斯夫杉杉电池材料研发中心等研发企业中心239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3.3%,湘江科学城、“四大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做优做强,在中国创新城市百强榜居第9位,位居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榜32位、全球科研城市第23位。
通达便捷的开放枢纽。京广、沪昆、渝长厦高铁交汇,京港澳等16条高速公路成网、总里程779公里,黄花机场通达国内外170个航点、旅客吞吐量居中部首位。开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7条、运营里程236.35公里。霞凝港区、铜官港区总航道里程538公里。中欧班列(长沙)开行超千列,居全国第一方阵。与36个国家的58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或友好合作关系,“朋友圈”拓展至230个国家和地区。
长沙火车站
宜居宜业的山水洲城。长沙在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2023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空气质量总体为好,全年优良天数连续五年超300天,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6年保持100%。市场主体突破190万户,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中国十佳外商投资最满意城市。拥有A级景区84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示范区等11个,是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多次获得“中国美好生活城市”称号,连续17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卷首语
楚汉名城,是长沙这座城市最值得荣耀的历史文化标签。
然而翻开历史文献,却是一片茫然。长沙几乎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长达300多年。从战国时期到秦,关于长沙的文献记载寥寥无几。史学家只能根据诸如《逸周书》里那句“路人大竹,长沙鳖”的微茫信息来断定楚国有个叫长沙的地方。进入汉代之后,文献中关于长沙的信息渐渐多了起来,但形象似乎也不太好。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就直接道出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这样的信息怎么可能让长沙成为被世人认可的楚汉名城?显然仅仅依靠现存文献判断一个区域的历史真相极易产生偏见。自1951年到2021年,整整70年的科学考古发掘,才是构建长沙楚汉名城形象的真正推手。如今学界研究战国秦汉,几乎都引用大量的长沙考古发掘数据。
70年间,长沙共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楚墓3000多座,西汉墓葬2600多座,东汉墓葬700余座,这个时期的古墓发现数量超过历代。70年前,新中国“第一考古天团”的到来,让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城市考古史的灿烂开篇。此后,长沙的考古发掘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每一次的城市空间拓展,都会揭开隐藏在地下的历史信息。
这些信息,在经历了不断的组合和整理之后,拼合成一幅关于长沙的宏大文明图景。它波澜起伏,光明与晦暗共生,高潮与低谷同在。楚汉艺术的瑰丽,至今仍闪耀不朽的光芒。那些最缺乏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因为考古,成为湖南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长沙王陵公园出土的双面透雕龙凤纹玉环。)
长沙的文化自信是一点点“挖”出来的
长沙的历史文化自信是“挖”出来的。然而这个“挖”,最初并不是科学发掘。新中国成立前,时局动荡,民众苦不堪言,混乱失序的时代却是盗墓者们的黄金时代。“土夫子”们的盗掘活动猖獗,但同时,盗掘出的文物也让长沙古代文明的光华瞬间显露出来,惊艳了历史文化界。
新中国成立前重要文物多分布于土夫子集中的东郊
史料少,文物多的长沙。是考古发掘的天堂。然而,盗墓者也因此很早就开始“发现长沙”了。
土夫子本来是个正常的职业。近代以来,长沙城区流行用煤炭做燃料,加入了黄泥巴的煤炭更加耐烧好用,再加上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也需要大量的土,于是便诞生了这样一个职业。当时的长沙城区面积还很小,土夫子们就近取土,首先选择的就是城区附近的丘陵。而长沙两千多年来,累积的大量古代墓葬就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城外郊野的丘陵之上。
从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出土文物的分布地看,大多集中在陈家大山、识字岭、子弹库这些地点。它们大多分布在长沙的东郊。这也是土夫子们取土最方便的地方。
被土夫子们盗掘出的重要文物有战国楚帛书(子弹库)、战国人物御龙图(陈家大山)以及大量的珍贵陪葬品。这些被盗出土的文物令考古学界震惊。在考古学研究上,文物的出土背景至关重要。野蛮的盗掘对考古的影响极坏,不仅出土地难以确定,文物的出土形态、空间位置全部都被打乱,原本完整的信息链变成了一堆碎片。科学发掘迫在眉睫。由此也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以南区域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楚国兵器戈。)
新中国成立之初“考古天团”的长沙之旅
长沙考古是幸运的,当年来长沙进行考古发掘的都是新中国考古界的精英人物,可谓:考古天团。工作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7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2人。湖南省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加了一个时期。这些人,经夏鼐亲自培养、调教,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
第一次长沙考古发掘结束后,具有标杆意义的《长沙发掘报告》于1956年完成。
数十年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高成林感慨:
《长沙发掘报告》为湖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楚汉墓葬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断代的标尺,其影响十分深远。我过去读《长沙发掘报告》,基本上是以今人的标准看待前人,缺乏理解之同情,更多地看到的是其不足,此次重读《长沙发掘报告》,深感其价值被严重低估。在当时只有河南辉县一地材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长沙发掘报告》能取得如此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次考古发掘,还让人们中看到古代长沙城市的地理限度,并见证了长沙城市的历史变迁。小吴门外的火车站已在城外,伍家岭、沙河桥遍布砖厂,陈家大山、识字岭、徐家湾、杨家山、五里牌都是郊外。《安志敏日记》中记载当时的长沙城,就是以现在还保留的那些叫“××门”的地方为边界的。东边的浏阳门、小吴门、经武门;北边的新开门、湘春门;南边的黄道门,再加上西边的三门,俗称长沙老九门。城外就是郊区,是古墓葬集中的地方。实际上,九门之内也有战国西汉墓葬和墓地,因为早年的城还要小。从这个意义上说,1951年的长沙发掘亦可视为中国城市考古之发轫。
这些考古大发现成就了长沙“楚汉名城”

(第一次长沙考古发掘地点。)
【1951年】拉开了长沙考古70年的大序幕
第一次考古发掘从长沙近郊的陈家大山开始了。
之所以先发掘陈家大山,是因为城市建设所需。这座如今位于九所宾馆与省委招待所陈家山宿舍之间的丘岗仍依稀可见。
虽然很多古墓已经被土夫子破坏,但还有很多古墓被近现代墓所保护。
1951年10月的考古发掘,重点是长沙近郊的四个区域。共清理古墓162座,其中战国至汉代墓葬145座,唐宋墓葬15座,年代不明者2座。主要分布在当时城北的伍家岭;城东的陈家大山(包括袁家岭);五里牌、徐家湾(包括杨家大山);以及城东南的识字岭。这些地方如今全部都是繁华市区。
之所以选择这五处地点,是因为这些地方之前都出土过大批珍贵文物。如陈家大山曾出土人物龙凤帛画;识字岭即子弹库所在,曾出土楚帛书和人物御龙帛画;五里牌、徐家湾一带有被认为是“长沙王后墓”的大墓,曾出土过“杨主家般”和“今长沙王后家般”。
此次发掘有很多重要发现。如棺椁保存极好的M406;出土有木质车船模型和整套锡涂陶器的M203;发现有卵石排水设施,出土大量铜器的M327;以及可能为长沙王室成员的刘骄墓(M401,与所谓“长沙王后墓”相距仅20米,也出土有“杨主家般”,还出土了金饼)。这些发现,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里牌406号墓,那是一座战国墓葬。位于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在当时是科学发掘的第一座较大的战国楚墓。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8枚楚简。长沙五里牌406墓竹简出土后,夏鼐随即在简报中指出:“文字多不可识。但其中亦有可识的如‘金戈八’‘鼎八’之类,大概是记录殉葬品的品名和件数。”(《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就墓葬形制看,五里牌M406的墓主身份应在“大夫”一级。)
这一次的长沙发掘规范了发掘古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拉开了长沙考古七十年的序幕。

(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现场。供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72年】马王堆展示汉代顶级奢华生活
马王堆,当年长沙东郊的一座有着三个土包的小丘,如今已是省会长沙最夺目的城市文化名片。马王堆的发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偶然性,当年长沙“考古天团”的领队、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就曾勘察过马王堆。只是没有确定发掘,直到1972年修建防空洞,才打开了这座地下博物馆的大门。
马王堆墓展示的是汉代的顶级奢华生活。是汉代文化的博物馆,是长沙楚汉名城的代表作品。湖南省博物馆重建后,马王堆墓的地位更显重要。省博的一楼与三楼,是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区,也是馆内最为重要的流量担当。
吸引游客的是马王堆墓千年不朽的女尸和海量的出土文物。在马王堆保存较好的一号墓和三号墓,两墓的锦饰内棺上都覆盖彩绘帛画。一号墓出土了历两千年不腐的女尸,三号墓出土大量帛书文献和兵器。随葬品都置于棺房周围的4个边箱之中,主要有印章、丝织品、帛画、竹笥、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陶器,中草药以及“遣策”竹简等遗物3000余件。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保存完好的墓葬结构及丰富的随葬品,是汉代生活方式、丧葬观念的完整呈现。700余件工艺繁复的精美漆器,反映了汉代髹漆业的辉煌成就;500多件织精绣美的丝织衣物,力证了西方文献中“丝国”的记载;逾50篇“百科全书”式的简帛文献,传承了先哲们的学识与智慧;诡谲奇幻的彩棺帛画,蕴含了汉代的升天幻想及永生渴望;宛如梦中的千年遗容,创造了人类防腐技术的奇迹……
【1974年】长沙国汉王陵还有更广阔的地下世界等待被发现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已经足以震惊世人,比马王堆汉墓主人利仓家族级别更高的长沙国王陵自然也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长沙汉王陵的考古发现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考古发现,拉开了汉长沙国王陵考古的大序幕。自上世纪70年代起,省市文物部门先后发现7座汉长沙国王陵。最初的发掘工作从望月湖附近的一座丘陵开始。1974年12月,陡壁山汉墓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玉器。三枚印章以及透雕龙凤纹青玉环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物。1978年9月,象鼻嘴汉墓。此墓是长沙已发掘西汉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根据出土的泥质“郢版”和“半两”冥币等随葬品判断,其时代当在西汉前期,与马王堆汉墓年代相当。
两座墓都采用了“黄肠题凑”的王级墓葬规制。
1993年7月,河西望城坡附近发现渔阳王后墓。出土的金、玉、铁、漆、玛瑙、竹、木、丝织品及陶器等各类文物总数超过5000件。墓中另外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21件古乐器:瑟、筑、筝、排箫、编磐。保存完好的五弦筑是建国以来我国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
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长沙市文物部门又发现20处汉代大型陵墓遗迹。27座王陵主要分布在南起岳麓区天马山、北至望城区玫瑰园沿湘江西岸低矮的山丘上,其中最为集中的是谷山片区。至此,长沙国汉王陵的基本分布已清晰显露出来。它们大多分布在长沙河西沿湘江的一侧。长沙汉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将在谷山片区建成。随着未来汉王陵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长沙楚汉名城的身份感将再度得到加强。

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组图/记者 常立军)
【1996年】
走马楼吴简再现东汉末年的社会图景
三国,一个混乱与机遇并存的末代乱世,也是一个“驰骋纵横”的英雄时代。
此时的长沙,早已不是当年雄踞一方的长沙国中心,它成为了吴国的属地。割据时代的历史信息稀缺且混乱。如果不是1996年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也许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去了解那个时期的长沙。
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有文字的文物价值极高。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片,多达200余万字,这批简牍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上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至嘉禾六年(237)的年号。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字至40字。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券、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官刺等类。经初步统计,数量达10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是上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孙吴时期的长沙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因此得以显露在世人眼前。
湖南是简牍出土大省。长沙因此有简牍博物馆。2003年11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简牍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走马楼东侧再次发现数千枚简牍。这一次发现的是汉简。这里距离1996年发现吴简的地方不足百米。汉简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武帝时期,正值长沙国国王刘庸在位,这是汉武帝推“推恩令”的重大历史时期,这批简牍正是那个时代中央与地方诸侯权力博弈的有力物证。
2010年,五一广场的地铁施工又引发了东汉中期简牍的考古发掘。深埋在长沙地下的历史信息再次出现在世人眼前,可以期待的是,其中必然有我们从未知晓的历史秘密被解读出来。
来源:新湖南(稿源 潇湘晨报 记者 常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