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1883—1945)，祖籍湖南湘阴，出生于长沙县安沙镇新华村土地湾。他创办了“永久黄”企业团体，是一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湘商、爱国企业家，被誉为中国化工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
近代中国，西方入侵，民族企业家虽然抱怀寻道求新的热情，但是在夹缝之中生存的他们不是折戟而归，就是举步维艰。范旭东重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眼光超前，意志坚贞，多次打破西方的科技封锁、垄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其姨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在当时，范旭东与共产党人龚饮冰(化名龚再僧)结识，在重庆共同开办建业银行，尝试解决融资困难问题。毛泽东先后三次高度评价范旭东。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重庆桂园举办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接见了范旭东、李烛尘等人，赞扬他们为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10月4日，范旭东溘然病逝，毛泽东送挽幛评价范旭东说：“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在离开重庆前几天，毛泽东单独约见李烛尘就中餐，再次称赞：“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功不可灭的。”1950年代，毛泽东在接见工商人士说：“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新时代，学习范旭东壮大企业、兴盛工业的强国精神，对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全面实现工业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学习范旭东的爱国精神
范旭东是一位爱国爱民的民族企业家，一心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中国树立基本化工”“为中国奋斗”“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他在1933年说，我们在今日倡办企业，其目的并不在发财，如欲发财，亦不必费这些力量。我们是在革命。在今日中国倡办实业，其惟一的目的，就是救亡，就是图生存。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业因受列强的经济压迫，已达到绝境，我们想要翻身起来，想要解除这种压迫的苦痛，其方法就是我所说的革命——革列强经济压迫的命。1941年，范旭东从香港回到重庆，又号召大家说：“把我们的事业做成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
范旭东为老百姓的健康着想，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企业——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来中国第一包雪白卫生的精盐。他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着想，创办亚洲第一家苏尔维法碱厂——永利碱厂，生产出了亚洲第一包苏尔维法纯碱。他为老百姓的增产增收、发财致富着想，创办了亚洲最大的化肥厂——永利硫酸铔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包化肥。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永利硫酸铔厂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中国树立基本化工”，“革列强经济压迫的命”，减少财富外流，实现经济独立，捍卫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旭东不畏艰险，毅然放弃在天津、南京、山东、安徽等地的工厂，将“永久黄”企业团体内迁四川、重庆，积极参加抵御外敌入侵。他在四川乐山建设“新塘沽”，经常指着天津塘沽碱厂照片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
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孙学悟认为，遭遇西方入侵、羞辱，直面西方人的傲慢，尤其是甲午失败后，范旭东受刺激很大，因此“‘知耻’恐怕是范先生终身处世执事的基础”，使得他能有自强不息的雄力，一生为复兴中华奋斗，只为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中“争一口气”，让中国人、中华文化有尊严。
范旭东爱国精神，既来自于现实的遭遇，也根源于王船山《黄书》。王船山《黄书》云：“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氤氲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是黄中立法，先自爱以建国，尊王攘夷，再尊王进夷，天下为公。王船山之“抱刘越石之孤愤”，即领导天下仁义秩序;之“希张横渠之正学”，即复兴中华文化正道。范旭东将自己的企业团体命名为“永久黄”，本之于《黄书》所讲的“黄中”之爱、之德。这种报国之志、爱国之情，对妥善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非常重要，值得发扬光大。
学习范旭东的创新精神
在上古，分先圣发明器物，中圣发明制度，后圣发明教义。王船山揭示了“三圣发明创造传统”。而神农氏尝百草，是中国传统的冒险精神。范旭东注重创新、敢于冒险，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未能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故两位大企业家张謇、周学熙在晚年失败，无法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上下功夫。1922年，他私人捐款10万银圆冒险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下简称“黄海社”)，聘请孙学悟担任社长。“黄海社”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为企业提供“发展的要素”。范旭东要求“黄海社”先成为“永久黄”团体的中枢，进而成为中国的神经中枢，再成为世界的神经中枢。
范旭东说，创新、冒险是“孤臣孽子”“孤儿”的“逆着视线开路”，“守寡”。当时的人认识不到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以为是在实验室做“洋八股”，几乎没人支持“黄海社”，所以他说当掉裤子，也要办好“黄海社”。
事实证明了范旭东的超前眼光。永利制碱厂在前期不断遭遇失败，幸有“黄海社”提供了技术创新的支撑。且不说范旭东创办永利硫酸铔厂、中国工业服务社有“黄海社”支撑，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永久黄”团体内迁四川，艰难困苦，幸有“黄海社”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一是企业生存下来了，二是发明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碱法”，开启了世界制碱史的新纪元。1945年前后，南非、巴西、印度等国请求永利公司提供制碱的科技援助，这意味着永利公司开始向全球输出自主创新的科技。
1936年，银团驻永利会计员向永利公司借款银团事务所递交的考察报告中指出，范旭东“能认清时代，常着先鞭，故事业在国内都属创造，绝不随人追赶”。陈调甫说：“二十年前办工厂而知科学研究重要者，除(范)先生外，国内恐无第二人也。”范旭东的成功引起了各界的效仿，1928年，另外一个化工巨子吴蕴初先生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而范先生的竞争对手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直到1938年访问美国杜邦公司之后才决定创建中心实验室。
范旭东创办永利碱厂、“黄海社”、《海王》旬刊、永利硫酸铔厂等。尤其是创办永利碱厂，历时9年，受尽挫折。1924年8月13日，第一次开车，生产出红黑夹杂的劣质碱品。一时，股东撤资，资金链断裂，技术创新失败，债主上门讨债，范旭东过年不能归家，躲在外面，而身边的好友、骨干都劝说他放弃制碱，将碱厂卖给竞争对手——英国卜内门公司，可是范旭东誓不放弃，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最终在1926年6月29日第二次开车生产出合格的碱品。该年8月，永利碱厂的“红三角”牌纯碱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被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永利碱厂的成功，意味着范旭东是亚洲突破西方长期的制碱科技封锁、垄断的第一人，比日本早一年。
范旭东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上。首先，范旭东创立了独特的东方价值观的公司制度和管理模式，在当时组建一支世界一流的人才团队，有100多名国内外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其中大半是西方名校硕士、博士。譬如孙学悟、侯德榜、傅冰芝、李烛尘、唐汉三等人加入范旭东麾下后，再也不跳槽了。其次，范旭东创新企业文化，运用儒家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为世界企业立法，他领导“永久黄”团体创造了数十个中国、亚洲、世界的第一。
范旭东这种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必须敢于开先河、勇于闯新路，才能走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康庄大道。
学习范旭东的奋斗精神
范旭东倡导苦斗，弘扬奋斗精神。他曾对陈调甫说：“只有苦干才能得到成绩，有了成绩我们才有信用。”还说：“中国本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将来中国任何一业，欲其独立，必得经过一次或数次的苦斗。”湖南人讲“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范旭东身上有湖湘文化的这种敢拼敢闯、不怕输、争上游的特质。
创业之初，范旭东吃得苦，他一个人身兼数职，既是技师，又是管理者，更是主事者。普通员工都知道，“当久大工厂建设之始，事务、技术，都是他一人忙。”李烛尘在《久大三十年》中说：“久大初期，根基未立，物力维艰，范先生之办公书案为特制，较普通书案略长，右屉下另有2尺余宽橱可置被盖卷。一物而兼三用，日间办理公务在此，作化学实验在此，夜间收卷文件试管，被以衾褥即成卧铺，如此约经一二年，后业务渐开展，资本增加，境况稍见改善。”在久大公司二十周年纪念展览现场，有一个范旭东早年用过的办公桌，格外引人注目，“桌之大小与普通公事桌无异，惟下有一柜式之大屉，为安放被褥之用者，盖(范)总经理日间即就桌处理各项公事 , 晚间即以此桌为卧榻，其局促可知。”同仁莫不为范旭东当年“刻苦自励之精神”而感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范旭东将“永久黄”团体内迁四川，打破逃难的心理，建设华西化工中心。他吃得苦，两次冒险远赴越南、缅甸督运从外国购买的制碱设备，亲自长途押运到四川。他说：“假如没有苦斗的精神与毅力，失败准在目前，这是经验告诉我们，不是危言耸听”，“不忘当日缔造塘沽之苦斗精神”。
1940年6月10日，范旭东《为促进学术文化进一言》一文中说，“中国学术界的战士，他决不肯为环境所屈服，反为加紧工作”，有的科研人员誓不投降日本，白天做实验，“黑夜在街上拉洋车维持生活”。可见，这种为国为民的奋斗精神、苦斗意志何其伟大!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续奋斗者，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持续开创者。我们要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就必须学习范旭东的吃苦精神，把奋斗当作一种历练、一种考验、一种福气。
学习范旭东的先导精神
先导精神是担任领导责任的引路人精神。先导是指走在前面的引路人。屈原《离骚》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其《远游》云：“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大微之所居。”范旭东敢于担当复兴中华文化的使命与责任，“抱定为国家做事之宗旨”，总是以中国化工先导自任，曾说：“(永利)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与此同时，范旭东秉承王船山的“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还要当世界的先导，“具有世界的眼光”，“为人类职责计”，“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人类服务”，促进“人类的新进步”。这是范旭东复兴中华文化正道、领导世界仁义秩序的自觉。
范旭东自觉担当先导的责任，他常说：“为了事业的发展，首先我要做一个样子。”1924年，永利制碱厂第一次开车失败，无数人劝说范旭东放弃制碱，但是他百折不挠，意志坚贞，绝不认输，“为了这件大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硬干出来。”
范旭东还继承周敦颐、王船山表彰的“伊尹精神”，自己作伊尹，“永久黄”团体同仁们也个个争作伊尹。也可以说，伊尹是先导，伊尹精神也即先导精神。范旭东说：“大时代不容苟安，我等有负其担子的必要，力所能及，不可放松，要争气就靠这个时候，办工业振兴我们的民族。”“大好时机，想顶天立地做人的，不要错过!”
范旭东时刻不忘其先导的使命与责任，领导仁义秩序。1928年，他创办中国第一家企业报刊——《海王》旬刊，并于1934年提炼出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四大信条”。1918年，范旭东在武汉成立汉口精盐公会;1920年，在江西成立九江精盐公会;1927年，他又成立全国精盐公会，先后领导各地精盐公司保护自己的权利，通过行业协会来协调各种复杂关系。1935年，范旭东创办中国工业服务社，向全国输出先进科技。他希望通过中国工业服务社成立“全国工商大联盟”，提升中国企业科技水平，领导中国工商界人士与西方平等竞争，实现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最终领导西方。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范旭东规划了战后“十大厂计划”，布局将来的中国化工业。抗战胜利后，企业复员，他又劝诫同人们说：“责任每人一分，不可放弃，也不容许放弃!”还说：“吾辈得见今日，夫复何言?此后有生之日，必再为国家苦干一番。”“战事虽告结束，尚非扬眉吐气之时，吾人须以新的作风，新的精神，迎接这一新的时代，为国家求建设，求进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是我国从制造大国、网络大国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应以范旭东为榜样，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先导精神，迎难而上、奋发蹈厉，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更好赋能实体、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新作为，建功新时代。
(作者王启贤，系《范旭东成功启示录》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