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及其原因与追责

本文所说的长沙大火不是指近日长沙浏阳某鞭炮厂发生的已致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的严重爆炸事故，而是指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的事件，发生于1938年11月12日（实为11月13日凌晨），又称“文夕大火”，是因当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文”（见“韵目代日”），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参见本文取自《新华日报》事后报道的截图）。

全面抗战爆发时，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为标志，包括郭沫若、茅盾、闻一多、邹韬奋、梁实秋、田汉、曹禺、张天翼、熊佛西、廖沫沙在内的一批文化界名流曾云集长沙，长沙一时抗日情绪高涨，成为抗日模范城市。但随着战局急转直下，1938年11月，为避免各城市物资资予敌用，国民党当局决定施行焦土抗战政策，并制定了焚毁长沙的计划。不过，文夕大火却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反而导致千年古城长沙毁之一炬，大量百姓惨死，因此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11月12日，日军先头部队已抵汨罗江北，国民党当局以“焦土抗战”为由密令焚毁长沙（早在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市蓉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关于整个战局的部署，确定了“焦土抗战”的具体方案）。同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谕，“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部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为焚城正指挥。商定待国军自汩罗撤退后，先放空袭警报，使民众逃逸，再开始行动。晚10时15分左右，长沙公安局长文重孚城区将警察岗位完全撤除，导致长沙城内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日寇已到距长沙仅10多里的新河，有的说日军浅水兵舰数小时内将开到长沙。入夜，谣言仍在不停地传播，民众以讹传讹，自相惊扰，一夕数惊。13日凌晨，长沙城南门口外天心阁附近的伤兵医院首先起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还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说清，这被城内警备认作是实施焦土政策、放火焚城的信号，预备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迅速出动，提着煤油火器，不分商店民宅，一概放火焚烧。顷刻之间，长沙成了一片火海。大火持续72小时。焚城行动提前实施并失控，当时既没有拉警报，也没有疏散民众，许多长沙市民在睡梦中就被无情的大火吞没了，做了焦土政策的冤魂，与此同时，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可以说，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正所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再无人能返那座延续了千年盛景的古城池。

“文夕大火”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郭沫若等人正身处长沙。1938年11月12日，周恩来出席了长沙各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的孙中山诞辰72周年纪念大会。凌晨一点钟后，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驻扎地水风井组织撤离工作、抢运行李的郭沫若，在操场上望见了当时长沙城最高处天心阁的火起，像被举起的烽火一样，全城的火柱接二连三地冒起，不久便各处火起，长沙城陷入了一片烈焰浓烟当中。据郭沫若及阳翰笙回忆，当时身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被警卫邱南章从睡梦中叫起，跑下楼时，“前门已被大火封住。他们是从后门火巷中冲出来的。不久’湘办’的楼房就化为灰烬”。后来他们各提着一只提箱从大火中连夜撤往湘潭。对毫无征兆的焚城大火，“周公十分愤慨”。（1938年11月21日《申报》也曾报道：“著名共党领袖周恩来前被疑为于大火中死亡，现得悉彼于火入其卧室窗户时逃逸，仍安居长沙。”）郭沫若幸运地坐上了事先预备好的汽车，却在逃难的人群中与周恩来、洪深等人失散。随着火势的蔓延，长沙城变成了人间地狱，当年《华美》杂志曾刊出署名疾首的《时事山歌·长沙大火》，描绘当日夜里普通民众逃难时的惨状：遮天盖地赛晚霞，梦中惊醒众百姓，赤身露体朝外爬，多少爷娘喊儿女，多少孩子叫爹妈，哭声震动天和地，鬼神也把眼乱眨，大火烧了三天整，整整烧去两千家。

文夕大火导致大量民房、商店、工厂、学校、医院、机关、报社、文化娱乐场所、银行等以及大量的地面文物建筑如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被烧毁，全市受损街道近90%，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并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之一。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后来因文夕大火被处决的酆悌在日记中曾记述：“巡视被灾区域，颓垣败砾，火焰未尽，难民伤兵，呼天抢地，目不忍观”，“观疮痍痛心之状……，恨不能自杀，以尽良心之自裁耳”。关于这次大火烧死的人数，据中央社记者11月19日报道：“湘垣大火，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迄今尸体大部掩埋。”也有说法称“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当时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长沙大火使无数的市民失去家园而背井离乡。大火前，长沙有30万人口，至11月12日已大部分疏散。大火之后，有关当局曾进行灾民登记，共计12.4万人，其中仅黎托、茅斯港收容的孤儿即达815人。文夕大火所造成的历史文化损失更为严重，例如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就十分发达兴旺，至大火前有40多家。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房烧毁。如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

11月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约同陈诚、张治中等人视察灾情，并调集田汉、郭沫若等人率领的三厅人员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展开清理废墟、救护伤残、开设粥场等赈济工作。同日夜，蒋介石也赶赴长沙。次日，他登上天心阁，看到长沙全城几乎焦土一片、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在全国的一片责难声中，蒋介石下令立即逮捕酆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并组织军法会审，限两天结案，又请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对于大火的成因，众说不一，也没能查出真犯。最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的成因，“不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为平息民愤，蒋介石分别亲笔批示枪毙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原本只拟判处三人各为期不等的有期徒刑），11月20日军法会审作了判决，谓“首要人犯，前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以上三人，责任重大，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并于22日枪决。

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伏法后，社会流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治绩如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下联“中心安在，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三联首字正好组成“张治中”，以示社会舆论对大火案审结的不满。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自然难辞其咎，曾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被蒋介石以“用人失察，防范疏忽”为名，给予其“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的处分。1939年1月，因长沙大火而致湖南省政府改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被免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薜岳任省政府主席。

文夕大火发生后，结合日军占领广州前亦实行了焦土政策，对日军的打击不如意料中的大，所以对于该政策兴起了争论之风。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11月30日《申报》发表《焦土政策之争论》，谓：“所谓焦土政策，究应如何内容？广州之焚，为何如事？长沙之毁，为何如性质？旬日以来，既多论者；但滔滔指陈，果能开导迷惑与否？愤愤责难，果能消逝怨怼与否？谓如是而有裨战时人心，有裨抗战政策，窃期期以为未然。”“请再略言长沙事：长沙之焚毁，最可惨痛，中国之中宣部与政治部，事后曾公表其经过。据所发表，列举二因：一由当地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燥急慌张所致；二由从事破坏准备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激于义愤，自焚其屋，于是一处火起，到处发动云。于是知长沙之毁，毁于流言，毁于义愤，毁于燥急慌张，绝非毁于焦土政策。”

对于长沙大火的责任认定，亲历者们有着不同看法，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关于这一场灾难的记忆文字，可分为两类：公共空间的集体记忆和私人化的个体记忆。前者集中在当时《中央日报》、《申报》、《力报》等各大报刊的灾后报道，后者则散布于陈诚、张治中、酆悌等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中。田汉参与灾后重建时，曾赶写一本描绘长沙大火的剧本，订名为《火城记》，广告已经在戏院贴出，后因故未能完成。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呈现出不同视角，对大火责任的评价也各有不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郭沫若则在大火10年之后写下回忆文章《抗战回忆录·长沙大火》，详细记述了在大火中逃难的经历，其中写道：“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又过了10年，此文修改并重新发表时却引发张治中的强烈抗议，在周恩来的调解下，郭沫若不得不删改《长沙大火》一节才得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