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惠，女，1922年生，住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舍区。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原告之一。2008年病故。以下是她的控诉材料。
1941年秋冬，侵华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投掷鼠疫细菌，给闻名于世的“鱼米之乡”常德带来了一场浩劫，常德几乎成了一座“瘟疫”城。57年后的今天，从灾难和血泪中屹立起来的常德，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当年腥风血雨的街市，已是万象更新。
然而，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作为一名日寇细菌战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在即将开庭的“世纪审判”之前，我请求做一名原告，愤怒控诉侵华日军73l部队当年在常德投放细菌犯下的血腥罪行。
我叫杨志惠，1922年生，常德市人。1947年参加工作，1979年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
1941年日军用细菌武器屠杀常德人民时，我、母亲、弟弟，孤儿寡母三人居住在城区五铺街一个破旧的四围通风的木板房里。当时我19岁，弟弟13岁。
农历十月的一天早晨，忽然听到一种轰鸣声，母亲脸色大变，说：“日本飞机，日本飞机，快，快躲起来！”母亲平素干练，二话不说，把一张桌子拉到房子中间，又拖来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把两把就把我和弟弟拉到桌子下面躲起来。我们吓得不敢出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会发生什么。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接着又听见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上。没过多久，飞机又飞临城区上空，我和弟弟吓坏了，一起把头钻到母亲怀中，母亲埋着头把我俩紧紧搂在一起。一种面临灭顶大灾的恐怖感传遍了全身，呼吸在飞机轰鸣声下几乎窒息。几分钟后，飞机渐渐远去，我们躲在母亲怀中，惊悸未消。初次体验处在生死边缘的这种恐怖，直到现在仍像烙印一样深深烙在我的记忆深处。
日寇飞机飞离后，我们看到在五铺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至屋顶上到处是谷、麦粒、破布等东西。那时，我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就是日本73l部队扔下的鼠疫细菌。那些破棉絮、烂布条上的跳蚤都带有鼠疫杆菌。就是这些鼠疫杆菌，使数以千计的无辜百姓暴病身亡。我的肉体和心灵，也在这场细菌战中，遭受了极度的摧残。
日寇这次在常德上空投撒鼠疫细菌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弟弟开始发高烧，连续三天三夜茶饭不进，呕吐不止。弟弟患病后的第二天，我也开始呕吐，并且很快发展为头痛、高烧、抽搐。这时，我们又听到左右街坊的人们一个传一个地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常德发生“瘟疫”啦！大家惊慌失措。我和弟弟的病进一步恶化时，又听到这病是瘟疫，要死人的，我母亲简直吓傻了眼。随着常德瘟疫急剧蔓延，保甲长凶神恶煞地勒令我们住进了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是临时在城东郊的徐家大屋仓促搭建起来的。短短几天时间，城区几乎所有的鼠疫患者都被赶进这里隔离起来。由于瘟疫来势凶猛，徐家大屋的地上竖起了一排排木桩……盖上茅草，遮蔽风雨。室内地面铺上稻草作病床。当我母亲请人将我用木板和竹床送到这里时，隔离医院内已挤满“瘟疫”患者。大约200多名患者裹着破布烂衫痛苦地蜷缩成一团，一阵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张张憔悴、恐怖的面孔，更加让人感觉到死神正步步逼近。
进隔离医院的头天，我的神志还有点清醒，时不时看到有人被抬进来。有七八岁的小孩，也有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老人，有男有女。耳边经常听到哪个、哪个被芦席裹着抬到郊外烧掉了，死者的亲人在地上哭得打滚。其中有一个惨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我到隔离医院的第二天，我拖着沉重的病体匍匐着去找医生时，只见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绝地在讲着什么。我抬头一看，大门外有几个用竹床做成的担架抬了过来，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叹声、喘息声，担架越抬越近，一眼望去，担架上是黑乎乎的一堆，不知是什么，待担架到了跟前，我顿时吓得脸发白，心乱跳。原来，这些竹床担架上的死者完全烧成了焦炭，形体扭曲，各种很难形容的怪异姿势，只剩下类似人体的轮廓。站在我身边的一个胖女人，惊叫一声，用双手掩住面孔，双肩剧烈地抽搐着，无声地哭泣起来。听人群中说，这些烧成焦炭了的人，是被他们的亲人们从郊外的焚尸堆中抢出来的。准备抬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呕吐，（但）一阵头痛，就昏迷过去了。
当时隔离医院的药很少，每天被抬出去火化的人中有的还有微弱呼吸也被火化了。我母亲目睹这种惨状，生怕我和弟弟也活不下去，急忙跑到原广德医院，找到（副）院长谭学华苦苦哀求。谭学华听到母亲哭诉的那些惨状，菩萨心肠地答应收留我们。为此，谭医生还与一些外科医生发生了矛盾，因为外科医生生怕他们的人被传染，拒绝收留我们。最后，谭医生把我们安排在一个隔离室（离普通病房很远）旁边的一个堆放器物的破旧木板房。就这样，我们母子三人住进了广德医院，睡的是一张竹床，一扇门板。我们的治疗都是谭院长亲手进行的。住了一个半月后，我的弟弟右耳长出一个坨，而且越长越大。约两月（后），我的左腹股沟也长起一个硬坨。到第三个月时，坨越长越大，手摸起来滚烫滚烫的，高烧持续不退。谭医生对我母亲说，这是日本的细菌战引起的，导致了糜烂性淋巴腺肿大。我弟弟从第三个月开始整天昏迷，伴随着严重抽筋，严重时我母亲和我按都按不住。后来，我的抽筋更加严重，按照谭学华的吩咐，抽筋时，要我母亲往我口里塞一双用布缠着的筷子。这样，痛苦难受时就只能咬着筷子，以免舌头咬断而丧命。
到第四个月时，我腹股沟的坨更大了，颜色已发黑，成天处于昏迷状态。经过母亲再三哀求，谭学华最后替我动了手术。手术后至今将近60年，现在这块疤痕仍未（完全）愈合。（我们）在广德医院住了7个月零9天，我和弟弟染上的鼠疫（病）终于治好了。我终于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这些恐怖难忘的惨状虽然已过去57年了，但这些恐怖的经历，我是永远难忘的。最令我难以想象的是：近日报刊竟又不断传来（消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制造细菌战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日本侵略者，竟又蹦出些无耻政客，摇唇鼓舌，用什么“大东亚共荣”、“把亚洲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救出来”等谎言昏话，妄图抹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信徒们在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不能不令人愤怒和警觉。他们想干什么呢？难道还想把血腥的战争，再一次强加给善良的人们？为此，我把铭刻在记忆深处的恐怖（经历）记述下来，让善良的人们记住，让日本友好朋友记住，要改善邦交，使中日两国人民在心理上保持平衡，就要记住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我们绝不能放松任何警觉，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让腥风血雨、万民暴骨的恐怖重演了。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要承认日本侵略者所制造的细菌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要向中国人民谢罪，向受细菌战死难的同胞赔罪，向幸存者认罪！
控诉人：杨志惠（指印）
1998年3月
编者：杨志惠生前很少对人提及那段悲惨的经历。调查、采访她时，说至伤心处，她很伤感。记得拍摄《常德细菌战纪实》时，她在摄影室（控制不住情绪）几乎是用她那时最大的声音喊出：“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她（回忆时）发乎内心深处的悲愤之声富于震撼力，至今让我等记忆深刻。这份控诉，是镌刻在受害者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恐怖”经历，是一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怒吼，是呐喊，是控告犯罪者所犯战争罪行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